1933年，希特勒接见推自行车的中国青年潘德明，翻完他的本子后说了一句话，让德国军官们当场愣住。
1930年夏天，上海一家西餐馆的年轻员工潘德明，在收拾餐桌时看到了一张客人留下的《申报》。
报纸上有一则不大的消息，说有几个上海青年组成了一个“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”，宣称要徒步走出国门，环游世界。
这行字像颗小石子，投进了潘德明平静的生活里，漾开了他从未示人的念头。
这个在厨房与餐厅间忙碌的年轻人，心里某个地方被点亮了。
没多久，他就辞去了工作，收拾了简单的行囊，追上了那支即将出发的队伍。
这支步行团起初有七八个人，口号喊得响亮，但脚下的路却实实在在磨人。
从中国到越南，一路的艰辛远超想象。
湿热的气候，陌生的环境，拮据的盘缠，像几盆冷水，渐渐浇熄了最初的热血。
队伍里的人一个接一个找理由离开，等走到越南清化，当初的发起者也撑不住了，向潘德明坦白，他们原本的计划只是在南洋的华侨圈里转一转，募集些捐款。
如今目的达到，他也要回国了。
步行团就此解散，只剩下潘德明一个人，站在异国的街头。
潘德明没有跟着回去。
他用身上最后一点钱，在越南西贡的旧货市场买了一辆英国产的“兰翎”牌二手自行车。
他还特意准备了一本厚重的空白册子，结实的布面硬壳，得有好几斤重。
他在这本《名人留墨集》的扉页，用工整的字写下：要以世界为学校，以路途见闻为课本。
他打定主意，不仅要一个人走下去，还要让这条孤独的路留下印记。
他计划每到一个地方，就请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机构，在这本册子上签名，盖章，题词。
这个决定，把他一个人的跋涉，变成了一个沉甸甸的使命。
从东南亚的雨林到印度的平原，从中东的沙漠到欧洲的城镇，潘德明靠着这辆自行车和越来越破旧的行囊，一寸寸地挪动。
在印度，他见到了大文豪泰戈尔，老人为他题词，寄语中国的未来。
他也拜会了“圣雄”甘地，甘地送给他一面手织的印度国旗，谈起两国相似的命运，眼眶湿润。
这些珍贵的笔墨，让那本册子不再普通。
路途的艰难是实实在在的，他在沙漠里因缺水昏厥，差点葬身黄沙。
在荒野中遇到过土匪，财物被抢掠一空，唯独那本被土匪视为“废纸”的册子扔还给他，成了他仅剩的“财产”。
1933年，潘德明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进入了欧洲。
此时的德国，政局已发生剧变，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刚刚上台，整个国家弥漫着一种整齐划一却令人不安的气氛。
据后世学者在《潘德明环球旅行研究》中引述的资料，潘德明在笔记里描述当时的德国“秩序井然，但战争狂热令人害怕”。
就是在这个敏感时刻，这个风尘仆仆的中国青年，推着他的自行车，出现在了柏林帝国总理府的门前。
他想请这位德国的新主宰，在自己的册子上留下一个名字。
总理府的卫兵和礼宾官审视着这个衣着寒酸，推着破车的东方人，直到他拿出那本厚厚的《名人留墨集》。
册子里密密麻麻的各国印章，政府签字以及泰戈尔，甘地等世界名人的亲笔题词，让傲慢的德国官员改变了态度。
册子被送进了希特勒的办公室。
根据多方史料记载，希特勒翻阅了这本独一无二的册子，并与潘德明进行了交谈，甚至亲手为他画了一幅速写像。
最终，希特勒在册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据说，这位推崇“雅利安人优越”的元首，对身旁的军官评价道：“此人代表的中国人，不可轻视。”
这句话在那样一个场合和时代背景下，显得格外突兀，也让在场的人沉默。
离开德国后，潘德明的旅程仍在继续。
他横渡大西洋，在美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，并获得一枚纪念金牌。
当他历时七年，跨越四十多个国家，最终于1937年夏天回到上海时，卢沟桥的炮声已经响起，全中国都沉浸在抗战的烽火中。
他环游归来的消息，瞬间被淹没在战争的洪流里。
更令人感慨的是，潘德明将海外华侨资助他用于后续考察青藏高原的巨额捐款，共计十万美元，全部捐给了抗战前线。
此后，他改名隐居，靠做裁缝，绘图为生，那段传奇般的环球经历，被他深深埋藏，那本珍贵的册子也被塞进箱底，几乎被世人遗忘。
直到1979年，上海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季一德先生，在一次偶然的寻访中，从派出所一堆待处理的废旧物料里，发现了这个包裹。
里面正是潘德明的护照，签证，船票和那本重达四公斤的《名人留墨集》。
册子里571枚邮戳、1200多个团体与个人的签名题词，包括泰戈尔，罗斯福，希特勒等二十多位世界政要名流的真迹，赫然在目。
一段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壮举，才得以重见天日。
而潘德明本人，已于1976年因心脏病默默离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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